在湖南、江西靠近广东的地方，长期流传着“一车猪一车水”的说法，说的是湖南(江西)农民喂大了一车的猪，运到广东，卖得的钱刚够买一车广东出产的饮料回去。
可以想见，人们说起这个故事时，应该是酸涩的成分居多。经济学家可以用市场规则来消解感性判断，但回避不了基本事实：广东，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地区，是南中国理所当然的经济中心，也是中南、西南地区的出海口和对外门户，但它对周边省区经济的辐射能力有限，双方的经济往来有限，主要是周边省份向广东输出廉价劳动力和低附加值的原材料，广东向这些省份输出工业品。沿海地区的兴旺发达与内地一些地方的贫困形成强烈的反差，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分裂的典型图景。
无论是广东，还是周边省区，都有理由对这种现状感到不满。因此，以广东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广西、海南、贵州、四川、重庆等9个省市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共建一个优势互补、资源共享区域经济体系的“泛珠三角9＋2”概念，应运而生。协作概念甫一提出，相关省区积极响应，在刚刚结束的全国“两会”上，“泛珠三角”合作更成了相关省区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。
“泛珠三角”合作的倡议之所以能“一呼百应”，是因为它搔着了广东和周边省区区域发展的痒处。
近年来，作为改革开放样本和中国经济发展先行者的广东，出现了后发乏力的情况。广东省政府于今年2月底刚刚发布的广东工业产业竞争力研究报告就指出，广东工业整体的规模仍领先全国，但竞争力排在上海、浙江、山东、江苏后面，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。专家指出，如果不加快占有市场，2010年前后广东将失去中国第一工业大省的地位。
问题远不止占有市场那么简单。传统上，广东工业最集中分布在珠江三角洲，其一轴是广深一线的外向型加工工业(以电子、服装等为主)，另一轴是广珠一线的内生型制造业(以家电为主)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前者面临成本上升，核心技术缺失的问题，遭到苏南的强有力的竞争；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后者则一再错失体制创新的机会，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浙江颇有取而代之的趋势。从区域发展上说，以上海为龙头，以苏南、浙江为一级腹地，以整个长江流域为纵深腹地的长三角地区，构成了对珠三角经济领先地位最强有力的竞争。
而广东周边省区，经过20余年的发展，内生型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展缓慢，他们打通出海口，寻找本地经济发展拉动力的冲动，往往比广东打通腹地的想法还要强烈。而能给他们带来拉动力的，往往舍广东无它，江西、广西等省都把高速公路通到广东的家门口。
可以说，广东和整个南中国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，如果珠江三角洲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，谋求产业升级，并与周边省区形成良好的产业协作关系，则不但珠江三角洲能脱胎换骨，再创新高，还能带动中南、西南一大片地区率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。
而产业调整和升级的主要方向，就是减少珠江三角洲对低附加值制造业的依赖，大力发展研发、物流、金融等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，形成具有强烈吸纳和辐射能力的龙头式经济区。要完成这样的升级，广东自身的内功很重要，能不能与周边省区经济腹地建立梯度合理的产业协作，也同样重要。长三角之所以竞争优势明显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服务业中心的上海，与作为制造业中心的苏南和浙江形成了很好的区域竞争与合作关系。
上海与苏南、浙江交通便利，文化上也有很强的认同感，而且苏南和浙江本是工业基础良好的“熟地”；而广东的周边省区大部分经济欠发达，与广东存在交通、文化、制度、行政壁垒等多方面的阻隔，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跨省经济协作体系，不但是对广东，也是对这些省份的强大挑战。
传统上以广东为出海口的南中国地区，集中了全国近半的人口和GDP总量，整个区域的持续协调发展，显然能增进这一广大地区人民的福祉。这可能是所有人所乐意见到的。